[拼音]：Guangzhou Hanmu
分布在广州市郊区的秦末至东汉的墓葬。1953～1978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 600多座。1981年出版了《广州汉墓》。墓葬可分为5期:西汉前、中、后期，东汉前、后期。西汉前期墓的年代包括南越王国的整个时期。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记载，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) 统一岭南地区，置桂林、南海等3郡。秦二世时，赵佗继任南海尉，后来据 3郡建南越国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南海郡治和南越的都城在蕃禺，即今之广州。南越王传5世，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前111）灭南越国，分置 9郡，广州仍为南海郡治。西汉前期的墓地在北郊和东郊，分布稠密，墓群的年代划一。如东郊的华侨新村西汉墓，东北郊的淘金坑西汉墓，出有“樑奋”、“臣奋”、“赵望之”、“臣望之”等两面铜印，还有官署戳记的陶文，表明这是汉初南越王国官吏的墓地。西汉中期以南越国的灭亡为上限，下限在元帝、成帝之间。这期墓主要分布于东、西两郊，南郊绝少发现。西汉后期 (包括王莽新朝) 的墓多在南郊，有的集中成墓群。东汉的墓葬以建初元年（公元76）为界，分为前、后两期。这时期墓散布四郊，距城区更远。这批墓葬完整而有系统，自成序列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，是研究汉代广州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材料。
墓葬形制
墓室均为竖穴式，分土坑墓、木椁墓和砖室墓 3种。土坑墓的数量不多，都是小墓，只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，墓型简单，为一长方形竖穴，无墓道。木椁墓数量多，流行的时间长，从西汉前期直到东汉末年。墓型演变较大。西汉前期以中、小型的木椁墓为主，墓室亦为长方竖穴，多数无墓道。少数墓在椁下铺垫一层小石，或挖一个腰坑。还有为数不多的分室木椁墓，规模稍大，墓内分前室和棺室，墓道多数作斜坡式，个别是阶梯式的。西汉中期的木椁墓，墓室都是长方形竖穴，都有斜坡墓道。西汉晚期出现一种平面呈“十”字形的多室木椁墓，底部分成高低两级，主室前端的横堂有的高起，有的低下一级，这种形制延续到东汉后期。砖室墓出现较晚，始见于东汉前期，初以直券顶的小型砖墓为主，后期的规模较大，有横直券顶和穹窿顶合券顶两种，以后者为常见，有建初元年及建宁三年(170)等纪年砖文，年代明确。墓室平面呈 T字形、中字形、十字形、廾字形等，内分甬道、前室（或横前堂）、耳室、棺室、后龛等部分。有的墓有双棺室或三棺室，出现了多人合葬的现象。墓砖以素面为主，少数印几何图形花纹或年号。
棺椁多已腐朽无存。西汉前期的椁室结构可分为井椁式、封门式、上下双层、前后分室 4种。北郊马鹏岗1号墓的木椁结构很特殊，外椁为井椁式构合，椁内正中有一座四面闢门的木构“棺房”，在“棺房”与椁壁之间又用横枋与木板组成上下两层的回廊，两侧有板梯以供登降。西汉中期和后期的木椁墓，仿生人的居处布局，普遍作双层分室结构：前端为前室;后端上层是棺室，下层是器物室。椁室口普遍采用直竖木柱封闭。东汉的木椁简化为假双层分室。木棺多用榫卯接合，少用棺钉，常见半独木舟式木棺，即棺身由整段大木凿出。棺内髹朱漆、外髹黑漆。
随葬品
随葬品中陶器的数量最多，铜器次之，漆、木器仅出于几座储存较好的木椁墓中。西汉前期陶器的组合分两大类：第一类只有甕、罐、三足罐、联罐、小盒、三足盒、提筒、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，30％的墓属于这类组合，墓主可能是当地的少数族人；第二类是以鼎、盒、壶、鍅为一组的汉文化的器物，70％的墓出这类组合的陶器或第一、第二两类组合共存。墓主除汉人外，还应有当地的少数族人。西汉前期陶器大部分是高火候的灰白胎硬陶，有的施釉，属南方早期的青釉系统。纹饰以刻划纹和拍打的几何图形戳印纹为主。到西汉中期，前期的主要属地方特色的第一类器形已绝迹，第二类的器形亦明显减少；有半数的墓用屋、仓、囷、井、灶等模型器物随葬。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这类模型明器更为普遍，而且陶塑的猪、狗、牛、羊、鸡、鹅等家禽、家畜日见增多。这种变化应是自汉武帝以来庄园经济日益发展的反映。
墓中出土的建筑模型，具有岭南地区的特点。在西汉中期的墓中随葬干栏式陶屋，上层楼居，下面是饲养牲畜的圈栏。这种干栏式陶屋一直流行到东汉前期。东汉初年还有曲尺式和楼阁式两种新形式。东汉后期最典型的是三合式陶屋和城堡模型。三合式的前为横堂，后连两室，后院用作圈栏。在曲尺式、楼阁式和三合式的陶屋内，都有陶俑在从事粮食加工，有的持杵对臼而舂，后院则塑有禽畜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农副业的兴旺情景。城堡四周用高墙围绕，四隅有角楼，前后大门上建门楼，门口有执兵武士守卫。城堡内一般布置两组象征宅署的建筑，中有凭几端坐的主人，有拱手弓腰或跪伏朝拜等吏役，反映出当时广州地区的豪宗大姓拥有私部曲的事实。墓中出土的仓、囷同为干栏式结构，均高架在几根支柱上，以利防潮（见干栏式建筑）。
木椁墓往往有漆器随葬，但不易储存。西汉前期的漆器大多为木胎，以耳杯、盘、盒为常见，彩绘纹饰与长沙西汉墓出土的漆器类似。有一件长圆形漆盒，盖面有“蕃禺”二字烙印，这是南越国官工业作坊的标记。
广州汉墓常出铜镜。西汉前期有素镜、四山字镜、龙凤纹镜、蟠螭纹镜等楚式镜型，西汉中期以后的昭明镜、规矩镜等与中原地区的基本一样。规模较大的西汉早期墓中出有青铜容器， 器形有鼎、壶、鍅、鍪、 盘、勺等，与中原的无异。此外，还有绞索形双耳鍪、盘口鼎、双附耳圈足镂空壶及附耳提筒，后两者所镂刻的纹饰，与西南地区同时期的铜鼓纹饰相一致，这些铜器应为本地所铸。
西汉中期以后的墓有较多的串珠出土，包括玛瑙、鸡血石、柘榴石、煤精、水晶、玉、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质料，还有叠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。经过化验的4个玻璃珠样品，含钾5～13.72％，而铅和钡的成分仅微量或没有，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截然不同，应是从南海输入的。还有一种讬灯的陶俑，深目高鼻、裸体，头顶上讬灯盘，作跪坐或蹲坐的姿态，似是海外“奴隶”的塑像。这些器物的发现，说明当时广州海路通商贸易的发达。
参考书目
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博物馆：《广州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。